1949年12月10日拂晓扬帆配资，昆明市郊的电报房灯火通明，操作员一遍遍呼叫北平，电键敲击声短促而急促。前一天卢汉已对外宣告云南起义，可电报却像沉进水底，中央始终没有回信。滇军里有人嘀咕：“是不是哪里出岔子？”紧张的空气几乎能凝成霜。就在众人猜测之际，卢汉却在府邸里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——放张群离开昆明。消息传出，地下党干部与滇军将领同时傻眼，这一步，被沈醉的女儿评价为“最大的失误”。
电报迟迟不来，其实并非中央存心冷落。西南形势瞬息万变，任何回电都要兼顾川、黔、桂各路进军方案，时间自然拖长。可前线看不见全局，只觉心里直打鼓；在这种氛围里处理战俘与人质，更考验一位地方主官的政治分寸。
很多人忘了，这位“云南王”原本并非蒋介石的嫡系。抗战刚结束，龙云被调虎离山，兵力被堵在北越，杜聿明开进昆明，龙云乖乖交权。龙云的表弟卢汉被推上省主席位置，看似风光，实则四面都是钉子——交通命脉握在桂系手里，财政局塞满中央特派员，保密局干脆把情报科搬到省政府斜对门。说白了，这位主席不过是个贴着云南标签的看守人。
局势真正出现拐点在辽沈、淮海、平津三大战役之后。国民党有生力量打残，华北大门洞开。李宗仁与中共交涉时，卢汉已让机要人员接触华南分局，为自己留一条退路。对滇军中高层而言，这一步并不难理解：再听南京指挥，只能陪着蒋家班子沉海底。
要命的是，蒋介石也察觉到卢汉的摇摆。1949年秋，他两度派俞济时赴昆明，又让张群“顺路”坐机来昆明。蒋、张二人打的主意很简单：把重庆绥靖公署与云南省府绑成一条线，守住西南最后屏障。张群与卢汉是旧识，一落地就被请进卢公馆扬帆配资，按惯例得喝一盅老滇茶。谁都没料到，当晚就被软禁，枪口对着门口站了整整一排警卫——外面是“欢迎老友”，里头却是“暂请留步”。
12月9日晚，卢汉正式签署《云南省起义通电》。这份文告措辞谨慎：既表态拥护人民政府，又号召地方各界保持治安。行文严整，可后面附加的一句口头命令却让人大跌眼镜：“明早让张群坐飞机走，直飞香港。”地下党代表赶到府里，态度前所未有地坚决：“此人是蒋介石的贴身顾问，放他等于放走活情报。”滇军老将曾泽生也拱手劝阻：“张群熟悉西南军情，留着是张王牌。”卢汉只回答一句：“他曾救过我三次，做人不能太绝。”
“做人不能太绝”，听上去侠肝义胆，可政治角力不是江湖义气。张群飞走的第二天，中央电报才抵昆明，第一句话便问：“张群现何处？”尴尬的沉默在指挥部里蔓延。机要员低声汇报：“已出境。”这一下，起义初期本就紧绷的统战关系多了一丝裂痕。中央虽然没公开斥责，但随后几份内部通报把“擅自处理重大俘虏”列为警示案例。
很多人事后议论：卢汉到底怕什么？表面是知遇之恩，骨子里是保险思维——万一起义失败，他还有恩情可保。沈醉的女儿多年后评价说：“这不是糊涂，是心存旧式军阀的算盘。”不得不说，军阀时代的人脉与政党政治的规矩，本就难以兼容。
张群逃脱的连锁效应立刻显现。一部分国民党残部误以为昆明内部出现分歧，蠢蠢欲动；留守保密局的特务趁夜散布谣言，说起义系“内部兵变”。如果不是人民解放军四面合围迅速推进，昆明城恐怕要多折腾几日。由此观之，“最大的失误”并不在于放走一个人，而在于动摇了外界对起义的信心。
然而历史也有吊诡的一面。1950年春，张群在台北向蒋介石口述云南起义经过，最关键的内容却被台湾情报部门删改，蹉跎至今难以考证。后来西南军政委员会整理档案时，发现张群留下的手稿多处空白，显然蒋介石更在意的是“谁背叛”，而不是“怎样背叛”。这一细节倒衬出卢汉的人情抉择最终价值有限。
尽管有瑕疵，云南和平解放的意义不容抹杀：25万滇军避免无谓厮杀，西南大后方基本完好移交，这给解放军进军西藏、修建川藏、黔桂公路节约了大量兵力财力。叶剑英曾评价此役“算大账划得来”，可那封迟来的电报亦在档案袋里打了红圈，提醒后人：政治决策不是儿女情长。
卢汉之后在北京担任体委副主任、全国政协常委。1974年病逝于协和医院，遗体告别厅里列队的高级干部层层而立，足见其功劳依旧被肯定。可每逢谈到1949年那一夜，晚辈们总会提一句：“若当初扣下张群，西南问题恐怕更从容。”一念之间，功过并存。正因为此事留下的争议，人们才能从中看到“云南王”既是旧军阀又是新政权合作者的双重影子，也更理解沈醉女儿那句略带无奈的评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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